“胡禄”是唐代对一种梯形束脖式筒形箭囊 的专属称谓，箭囊是盛装箭矢的重要器具，因此， “胡禄”是唐代军事训练、仪卫出行、狩猎游艺的 重要射箭武备。“胡禄”箭囊文物并不多见，其形 态则多出现于唐一代的壁画、石刻、石榻、陶俑、 金银器皿等。对“胡禄”的研究是古代体育文物 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胡禄”其名被冠以“胡”字，因此，学界对 其源流的考据也众说纷纭。有学者考证为唐初经 西域传入中原；有学者认为起源于西域龟兹；也 有学者认为起源于中亚撒马尔罕附近的边吉坎特； 更多学者采用一种宽泛的概念，即胡禄源自外来 文明，由西域的马背民族传至中原，并在崇尚胡 风的唐代被普遍装备；亦有学者认为源自古代草 原突厥文化。虽然现有的成果为后续的研究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但仍旧缺乏一个相对令人信服的 结果。究其原因，是因为考证胡禄的源流不仅要 梳理一个出现时间的先后顺序，更需要将不同地域，不同时期出现的胡禄进行深度的文化元素解 析。换句话说，一个令人信服的胡禄源流考还需 进一步关注：什么人在使用胡禄；因何会使用胡 禄；考古发掘中的胡禄图景到底隐喻了什么；从 此地传向彼地的胡禄是否有蝶变、因何蝶变；所 有考古发掘中的胡禄图景是否隐藏了共同的文化 基因等一系列问题，即建构“器物”与“人文” 的“互结与契洽”。故而，重新梳理出一个在时间 上与空间上都相对清晰的胡禄源流考，并进一步 解析与构建胡禄的产生之源、传播之径、蝶变之 因、演化之果，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课题。

1 基于欧亚大陆考古发掘的胡禄出现时间考

1.1 胡禄最早出现在中原地区的时间：南北朝晚期

“胡禄”为外来词汇，乃突厥语 Qurluq 的音 译 [1]。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均可见诸 多关于胡禄的记载。如“十量金花瓶子一，八量银 胡禄带一，银火铁一”；“胡禄匠赵员子面贰豆斗”； “王怀智弓一并袋，刀一口，胡禄箭卅枝”[2] 初唐 时期，胡禄就已成为唐府兵的制式武备。《新唐书》 卷五十《兵志》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 横刀各一”。刻画有胡禄的唐代文物首推昭陵石雕 之“飒露紫”（见图 1），画面中正在为飒露紫拔箭 的丘行恭腰间所佩戴的梯形束脖式箭囊正是胡禄。 此外章怀太子墓《仪卫图》，昭陵《甲胄仪卫图》 《战袍仪卫图》《狩猎出行图》，阿史那忠墓《侍 者图》等唐墓壁画，均可见佩戴胡禄的唐人形象。 上述壁画中佩戴胡禄的唐人多以仪卫出行、狩猎 游艺的形式出现。以章怀太子墓《仪卫图》为例 （见图 2），壁画中的人物身穿圆领袍，头缠红色抹 额（束发带），以蹀躞带（腰带）束腰身，左侧悬 挂弯月形弓韬，右侧悬挂胡禄。其整齐划一的着 装与队列显然是高级别武士的仪仗形态。[3] 经查 相关史料获知，胡禄本身正是唐军出行仪卫制度 中的重要武备，《新唐书》志第十三上《仪卫志》 有“每夜，第一鼕鼕，诸队仗佩弓箭、胡禄、出 铺立廊下，按矟、张弓、捻箭、彀弩。”

“胡禄”既为突厥语 Qurluq 的音译，那么被 冠以的“胡禄”这个称谓，其本身就值得解析。 胡禄一名最早见于梁大同九年（公元 543 年）《玉 篇》之《竹部》：“簶，音禄，胡簶，箭室。”说明 至迟在南北朝晚期，胡禄就已出现在中原。可惜 文献只释读了“簶”（禄），对于“胡”字却只字 未提。此外，胡禄虽为突厥语的音译，但胡禄是 否源于突厥，还须谨慎考证。如若厘清“胡”字 在南北朝至唐这个区间中的语境，或能为本研 究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有别于西周已降中原 文明对四地“南蛮”“北狄”“东夷”“西戎”的 称谓，“胡”字则不具备贬义的意蕴。这一时期 “胡”字主要用以指代西方人，特别用以指代波 斯人。虽然有时也将天竺人、大食人、以及罗马 人都统称“胡人”。但与“胡”字对应的梵文字是 “sulī”，“sulī”则来源于东伊朗粟特人衍生出 来的“Sūlika”。在字意上指代东伊朗粟特人，引 申为指称“伊朗人”[4]。更应值得注意的是，“胡 人”与“突厥人”在体质人类学中的分野是明确 的。唐人颜师古在注《汉书·西域传》乌孙条目 时谈到：“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 青眼赤须，状类猕猴者，本其种也。”颜师古所用 “胡人”这一名称，当时无疑是指以今撒马尔罕为 中心的索格底亚那地方人种，即伊兰（伊朗）人 种 [5]。由此可见，南北朝至唐时期被冠以“胡”字 的事物似乎蕴含着一种波斯文明西风东渐的映像。

隋朝时期，胡禄的形象出现在太原斛律彻墓 的武士俑腰间 [6]（见图 3）。但综合目前的考古发 掘情况，中原地区最早的胡禄图像当属北周安伽墓。墓室的石榻上，腰跨胡禄骑射猎兽的武士形 象被清晰地呈现了出来（见图 4）。

作为中原最早出现的胡禄图像，石榻背后的 文化意蕴值得仔细解析。从墓志得知，安伽为粟 特人后裔。粟特，汉文献称之为“昭武九姓”。粟 特人属东伊朗人种，语言属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支。 石榻画面中充满异域风情的对襟翻领长袍、琵琶、 箜篌等事物，使整个构图呈现出浓厚的萨珊波斯 艺术美感。主要体现在：

第一，狩猎图像在萨珊银器乃至萨珊艺术中 是主要题材，其中表现最多的是帝王骑马射猎的 场景 [7]。这种艺术形式体现在蜿蜒长梢的弓箭； 脚尖尽可能朝向地面探直；坐骑与猎物都呈现高 速奔跑的动感，双蹄至 180 度张开。

第二，图像中有两处茂盛的树纹，乃萨珊波 斯艺术中常见的“生命树”纹样，笔者认为很可 能是葡萄树。在萨珊波斯王朝的工艺品上，经常 可见男女神像周围环绕着果实累累的缠枝植物， 其中以葡萄居多 [8]。

第三，石榻上明显可见圣火坛图景。火坛周 围弹拨箜篌、手持琵琶的天人与神祗带有明显拜 火教的文化特征。该教被誉为波斯文明的脉搏， 认为火是善神的儿子，象征着神的绝对和至善。 因此，礼拜圣火是教徒的首要义务 [9]。南北朝时 期拜火教传入丝绸之路北道的焉耆、高昌。约魏 到齐、周时传入中国。

综上所述，安伽墓石榻这个中原地区最早的 胡禄图像，其浓厚的萨珊波斯风情不言而喻。然要做出胡禄源自萨珊波斯的推断，还需检视更多 线索，以更为宏观的视野考察整个欧亚大陆考古 发掘中的胡禄。

1.2 胡禄最早出现在突厥—蒙古地区的时间：公 元 6 世纪

北亚草原的突厥系与蒙古系游牧民族常被统 合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其原因在于：游牧与狩猎 的基本社会形态；基于天神“Tengri（腾格里）” 的崇拜；萨满为沟通天国与人间的灵媒；十进制 的社会组织构架（杰克·威泽弗德）。突厥 - 蒙古 的地缘结构大致相当于广义蒙古高原的范畴，即： 东西延伸至兴安岭与阿尔泰山包裹起来的北亚腹 地；向北延伸至贝加尔湖；向南延伸至阿尔泰山 与天山之间的楔形三角地带；在华北与大同盆地， 燕云北缘相接 [10]。室韦部落被认为是蒙古人的祖 先，在大致唐同期的谢尔塔拉室韦墓葬 5 号墓中 （约 7-9 世纪），出土了用桦树皮制作的胡禄，可 惜器身已经残破。在蒙古国国家博物馆里，陈列 着 13 世纪蒙古时期用桦树皮制作的胡禄，同时期 胡禄亦可见于世界著名射艺研究者，《百步穿杨 - 亚洲传统射艺》作者 Stephen Selby 先生的个人收 藏（见图 5），堪称保存最为完好的古代胡禄。

方以智撰《通雅》卷三五“器用”有：“一将 军败，取障泥、胡禄修理食之，谓其皮物也”，说 明正统的胡禄为动物皮质，而室韦、蒙古时期的 胡禄却多为桦树皮包裹的木质结构。历史人类学 的观点认为：最初形态的蒙古部落并非草原民族， 而更像森林部落。与西部草原的游牧部落多使用 皮质毛毡类物品不同，蒙古先民大量使用木车、 木桶、桦树皮制品，居住在桦树皮搭的棚子里 [11]。 每一种特定的文化类型都其特定的环境基础，有 学者干脆将北纬 40 至 70 度之间的北半球地区称 为桦树皮文文化带 [12]。因此，材质差异的原因便 得到了相对科学的解释。

更早的突厥时期，胡禄的图像广泛分布于以 阿尔泰山为中心的突厥文化岩画上。如：哈密折 腰沟岩画（见图 6）、吉木萨尔西台子岩画、阔克 霍拉岩画等，其时代约南北朝至隋唐时期 [13]。

以开发铁矿而崛起的突厥起初并不具备多少 文明特质，能够迅速建立起横贯欧亚的草原帝国， 得益于延续了匈奴以来的游牧民传统。即：联结 西域的绿洲都市国家，广泛获取咨询、商贸、军 需等战略资源。真正为突厥帝国提供统治支持的， 正是东伊朗地区的粟特商人。在突厥的庇护下， 粟特人建立了从到萨珊波斯到华北的商贸扩张网 路。另一方面，他们为突厥人充当政治、商业、 外交、咨询的顾问身份，内外两侧支撑着突厥人 的统治机制。室点密可汗（？ -576）在位时期， 西突厥获得了索格底亚那（即粟特），不久又从萨 珊波斯手中夺取了巴克特里亚。巴克特里亚与索 格底亚那被认为是波斯文明发源地，代表波斯文 明的拜火教便发源于巴克特里亚。这种统治力大 致维系到统叶护可汗（618-630）时期，故突厥社 会中的波斯元素更是显而易见的。

1.3 胡禄最早出现在中央亚细亚的时间：公元 5 世纪

与如今中亚作为行政区划不同，中央亚细亚 乃文化地理学概念，亦可称为“中央欧亚”。东西 大致为中国西北部至伊朗高原东部，南北从咸海 北岸延伸到兴都库什山北麓。这一区域对文化史 的贡献实为远大，东西文明的所有对话都基于此 展开，这种跨学科的研究范围非常广阔，难以确 定界限 [14]。

敦煌晚唐 156 窟壁画《张议潮统军出行图》； 西魏 285 窟壁画《五百强盗成佛图》，均可找到胡 禄的图像。公元 7 世纪早期，胡禄的图像出现在 撒马尔罕古城遗址大使厅北墙壁画《唐高宗猎豹 图》。约与西魏 285 窟（开凿于公元 538-539）同 期，库车克孜尔洞窟 224 窟壁画《八王分舍利图》 也出现了胡禄的图像。以上壁画中佩戴胡禄的人 物多以骑兵的身份出现，以《五百强盗成佛图》 为例，画面中的人物与战马皆身披重甲，呈现以 冲锋前的蓄势待发状（见图 7）[15]。

综上所有的考古发掘，似乎都不能清晰地逾 越公元 6 世纪。能否找到比公元 6 世纪更早的胡 禄图像，并进行深入的文化元素解析，成为了推 进本研究的关键。最终，在库车克孜尔洞窟 114 窟壁画《智马本生》图像上（见图 8），我们找到 了时间更早的胡禄形象（约公元 4 世纪末至 5 世 纪末）[16]。值得关注的，是壁画所隐喻的波斯文 化元素。

1：前秦大将吕光约于公元 382-383 征服库 车（龟兹），大致与开凿 114 窟的时间一致。库车 留给吕光的，正是一种强烈的波斯风情。如现已 证明起源于波斯的锁子甲，有“胡便弓马，善矛 槊，铠如连锁射不可入”。也有风靡于古代波斯的 葡萄酒酿制技艺，有“胡人奢侈，厚于养生，家 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经十年不败。”（《晋书·载 记·第二十二·吕光传》）

2：《智马本生》中的人物元素 - 腰部收紧的 紧身大衣、大翻领的对襟与高筒靴，脚尖垂直对 地状，整套服装都是伊朗文化的 [17]。

3：克孜尔洞窟为何人所创作？厘清这一点， 有助于我们从体质人类学解析壁画中的元素。在 被称为“画家洞”的壁画上，我们注意到克孜尔 艺术的创造者仍旧是一身伊朗系的装束。格伦威 德尔曾解读出画家洞的铭文，其中有一个画家名 叫“Mitradatta（米特拉丹达）”。很显然，这是一 个希腊名字，确切地说希腊化的波斯名字，总不 外是东伊朗人的一支，即吐火罗人。由于种族的亲缘关系，吐火罗人、粟特人与波斯人在语言、 心理素质、风俗等方面的趋同便容易理解了。中 央亚细亚最早出现的胡禄图景，似乎也隐喻着浓 厚的波斯文化元素。

浓郁波斯风格的克孜尔壁画艺术一直传播到 了西伯利亚地区。勒内·格鲁塞指出：克孜尔骑 士的形象可以在米努辛斯克附近的卡拉攸斯谷底 的苏拉克岩画中看到，亦可以在额尔齐斯河上游 的谢米巴拉金斯克石柱上看到，库车是整个中央 亚细亚波斯萨珊化影响的中心。根据格鲁塞留下 的线索，笔者在西伯利亚地区米努辛斯克突厥岩 画上找到了胡禄的形象（见图 9），其年代约公元 5-7 世纪。以往来于欧亚大陆的粟特人为媒介， 突厥地区的胡禄应为中央亚细亚的龟兹等地传入。

1.4 胡禄最早出现在萨珊波斯的时间：公元 4 世 纪中期

几乎整个欧亚大陆的胡禄图像都充斥着浓厚 的波斯文化元素。然除非以实物作为支撑，否则 我们还不能轻易地做出胡禄起源于波斯的论断。 令人鼓舞的是，在大英博物馆馆藏的沙普尔二世 银盘上，公元 4 世纪中期的胡禄图像被清晰地呈 现了（见图 10）。银盘所彰显的艺术形式，代表了 广泛分布与欧亚大陆的一种狩猎艺术表达的源流， 上文所提到的北周安伽墓石榻便归属于这一艺术 形式。与欧亚大陆东部梯形束脖状的形制不同， 沙普尔二世的箭囊呈直筒状。本研究认为 : 直筒式 才是胡禄的源流。

以往的研究困于形制差异的囹圄，认为胡禄 起源于他处，这恰恰忽视了胡禄在传播中的变迁， 本研究的实质旨在厘清并解析这一变迁。众所周 知，东西文明的相互传播必经由中央亚细亚。此 地宛如水源流通的管道，介于发源地与下游之间。 当文明传播至中央亚细亚的时候，由于特定的地 域结构与人文特性，传播的文明或多或少地会有 所影响。波斯早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就已经形 成了相当先进的城市文明。中央亚细亚地区虽然 很早便开出了渲染的绿洲都市文明之花，但其结 构却深度的不稳定。在这片区域内，无数的绿洲 城邦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上因自然环境、 民族迁徙、战争等因素上演着“湮没 - 新生”的 交替循环。此外，中央亚细亚的都市文明广泛分 布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平坦通道，地理因素又加剧 了这种不稳定性。为适应残酷的生态，中央亚细 亚居民保有一种相当警觉的特性。投射到政治上， 他们长期摇摆投机于欧亚大陆强势方之间。投射 到武备上，胡禄由“直筒式”到“梯形束脖式” 的变迁便应运而生了。变迁后的形制犹如早期的 电话筒，具有收集声波的作用，这对长期迁徙的 中央亚细亚居民尤为重要。用空胡禄卧于地，令 人用作睡枕，可探听地四面八方的人马行动声 [18]。 唐代李靖所著《卫公兵法·部伍营阵》有：“令人 枕空胡禄卧，有人马行三十里外，东西南北皆响 见于胡禄中，名曰地听。”综上所述，直筒式与梯 形束脖式的差异并非两种不同事物的差异，实则 起源于波斯的胡禄作为一种事物在不同场域内的 变迁。

2 结论

至迟公元 4 世纪中期，胡禄就已经起源于萨 珊波斯。公元 5 世纪，胡禄传入中亚亚细亚，特 殊的地域结构与人文特性，使胡禄的形制发生了 从“直筒式”到“梯形束脖式”的变迁。胡禄作 为箭囊的同时，兼具收集声波的预警效用。由于 北亚草原的突厥 - 蒙古系政权与中央亚细亚地区在各个方面的交互影响，公元 6 世纪，胡禄经由 中央亚细亚传入北亚草原地区，成为了突厥 - 蒙 古系草原帝国的武备。胡禄传入中原地区的时间 稍晚，约南北朝晚期，但却表现出异常的繁荣。 这样的结果显然受到了双重文化张力的影响，即： 波斯文化“西风东渐”的浪潮；肇始于公元 5 世 纪的“北朝系统胡化”。盛唐时期崇尚胡风的文化 达到了顶峰，胡禄在中原地区实现了勃兴。胡禄 的传播媒介可以是多方面的：或通过种族的亲缘 关系在伊朗语族之间传播；或基于粟特商人的中 介作用；或通过战争、种族迁徙与物物交换。胡 禄将古老的丝绸之路串联成了一个“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文化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