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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放矢: 建构有关“中华射艺”的 动态认知与挈领概念

2014 年 8 月 7 日,中国射箭协会传统弓分会的 成立,有力地促进了传统射箭的复兴。随着越来越 多的人群参与到传统射箭活动中,社会上兴起了所 谓“传统射箭热”,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近几 年,有关传统射箭的学术成果明显增多,学者们从 文化、教育、哲学等维度分别进行了深度的探讨。 但梳理文献的过程中,笔者也关切到一个重要的问 题: 首先,由于传统射箭价值的多元性、演进的复杂 性,使人们很难从根本上厘清其“最终本性”; 该领 域的研究似乎早已习惯了从主体的外延,即价值与 功能等面向向外推进,却忽视了向纵深的“本体论” 拷问。简言之,学者们只是陈陈相因“传统射箭可 以干什么”的价值问题,却回避了“传统射箭到底是 什么”的本质问题。其次,对于当下复兴的,被冠以 或“传统射箭”、或“中国传统射箭”、或“射艺”、或 “民族弓”、或“民族射箭”的事物。它究竟该被统合 进怎样一种称谓? 是怎样形成与演变的? 概念又 是什么? 面对上述问题,现有的研究明显处于一种 学术的失语。本文观点: 回归逻辑起点,开展本源 性研究非常有必要。找到相对严谨的统合性称谓 “叫什么”; 梳理事物发展的动态认知“因何是”; 构 建一个提纲挈领的概念阐释“所以是”,是一项刻不 容缓的课题。

1 “叫什么”: “中华射艺”,一个统合性称谓 的提出

通常的范式,即从历史的时间维度中遴选射之 单一样态的研究虽未曾不可。但随着范式的固化, 传统射箭的立体形象却遭到了无意地肢解。一般 的因果解释不能满足对“意义”的理解。[1]换句话 说,在时间维度外,空间维度的研究亦尤为重要。 正是无数个特定历史空间产生了诸如“射礼”“胡服 骑射”“弹弓投壶”“胡禄豹韬”“弓箭社”“射柳”“国 语骑射”“木兰秋狝”的文化缘起。传统射箭领域的 研究亟待一种“带入式”的复归。即: 返还到大历史 背景中,将时间与空间两个历史向度加以归结,探 索传统射箭之本来面目。对能够承载我国传统射 箭所属历史空间的辞藻,如“中国”“中华”“华夏” 等。本文认为“中华”的意蕴更为严谨,这是由指代 “中华”的历史空间其动态嬗变过程决定的。而对冠以或“传 统 射 箭”、或“中 国 传 统 射 箭”、或“射 艺”、或“民族弓”、或“民族射箭”的事物,本文认为 “射艺”的称谓更为贴切。一方面,这是周时代将 “射”统合于“六艺”的宝贵历史遗产。其次,是由射 文化的立体形象及其形成过程决定的。由此构成 本文的研究对象,即“中华射艺”。

2 “因何是”: 基于“中华”与“射艺”的套嵌、 互结与联动

2. 1 中华: 自我与域内他者双重认同的文化空间

与近代以来形成的“主权”“边界”与“民族国 家”的概念不同。在东亚区域内形成的“中华”及其 世界,是经由漫长的发展,逐渐形成的自我与域内 他者双重认同的社会文明概念。非特指某个区域、 政治群组或民族。

公元前 11 世纪,黄河流域诞生了以洛阳及其周 边都邑为中心的周的文明。在与周边诸地域的交 流中,使周在制度、文化尤其文字系统的先进性上 得以自我确认,开始出现“华夏”“中国”“中州”“中 华”等自我标识的文明概念。其实,在更早的殷商 时代,就以东西南北方位来建构世界,自己居中作 为四方的统治者。西周继承这个传统,以周王朝为 中心,周围封建诸侯,形成周的天下。[2]“他们想象, 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也是文明的中心。 大地仿佛一个棋盘一样,或者像一个回字形,四边 由中心向外不断延伸。”[3]由此,周构建了一种以对 自身文化的慕化程度为衡量的天下观,即《尚书· 禹贡》的五服图说( 图 1) 。其中表达“甸服”“侯服” “绥服”皆是最慕化天子的区域,称为“中华”。而第 四层“要服”,即蛮夷地区的君主须对天子履行对一 年一度的“岁贡”。最外沿的“荒服”,在天子更迭的 时候须朝贡中原,即“终王”。有“甸服者祭,侯服者 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终王。日祭、月祀、 时享,岁贡,夫是之谓视形势而制械用,称远近而等 贡献,是王者之制也。( 《荀子·正论》) ”以周文明 为肇始的华夷秩序,主要是通过夷狄对中华的向慕 以及中华对夷狄的德化来确认和完成,这是“中华” 思想形成中的重要过程。

中华与夷狄的关系,并非征服者与被征服的关 系,而是一种德化感召与慕化朝贡的对应关系。中 华与夷狄的差异性不是永恒不变的,改变其差异性 的方式也并非以武力为主。随着四夷对中华文化 的慕化不断加深,原化外之地的人民皆可转为中华 子民,其空间亦可转为“中华”。反之,若中华子民 无道失礼,则与蛮夷无异。在“中华”不断扩大化的 过程中,孔子为其补充了重要的文化原理,为其后 东亚文明秩序的运行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论语 ·八佾》: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中,孔子 强调华夷之别的关键,不是以种族或血统为区分标 准,而是文化礼仪作为度量。又在《论语·颜渊》中 为夷的“中华化”提出了理论依据即: “能此疏恶而 友贤,则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四海之内,九州之 人,皆可以礼亲之为兄弟也。”此外,中华世界固有 的空间秩序也随着历史发展产生了嬗变。尤其是, 居于“侯服”“绥服”的诸侯君长权力经由春秋战国 时期的大重组,特别是战国时期带有强烈王权意识 的争霸局面的形成,肇始了新的中华秩序构建。

皇帝制度的确立,使周时代仅代表“德化”的天 子转变为兼具“德化”“专制”二元复合身份的皇帝。 其对内以皇权形式加强对所属郡县的行政统治; 对 外则产生了“羁縻”“册封”“和亲”等形式获取域外 区域,即匈奴、西域诸国、百越、西南夷、朝鲜半岛及 倭( ヤマト) 对“中华”的归附。秦汉至明清中华空 间的嬗变,往往根植于华夷族群之间的体系性军力 对抗与分合消长。[4 - 5]南北朝时期,骑马民族非朝贡 性地强行加入,以模仿中华体制开启了“汉人与胡 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6]与 是否属于中华“不是根据种族和血统,而是根据文 化”[2]的评价。在以洛阳为中心的北朝中华和以建 康为中心的南朝中华的对立中,中华的空间与秩序 不断被强行重组,给这个时代的东亚诸国高句丽、 新罗、百济和倭在朝贡归附上增加了选择的可能, 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自我意识的觉醒。随后 皇族出身、政权结构都作为北朝系统延长线上的隋 唐,对周、汉乃至骑马民族的渗透型王朝进行了重 新的统合与诠释,彻底形成了新的中华空间。即: “具体来说就是以九州 = 中国为基本领域且有时也 可以包含异民族支配在内的政治社会。”[7]唐的帝 权既是中华世界的“皇帝”,又兼具北亚草原民族的“天可汗”。如若考虑到公元 7 世纪中叶安西大都 督府的建立,唐的中华世界可以说形成了一个兼具 北亚,甚至中亚的巨大共同体。[8]这也是陈寅恪所 提到的: “李唐一族之所有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 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 启,扩大恢弘,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6]

唐时代空前扩大的中华世界成为了其后东亚 各古典主义国家的文化母胎。契丹部模仿中华体 制建立辽朝,标志着唐以来的中华世界经历了强劲 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之后,东亚诸族民族自觉意 识的开启。[9]宋、辽、金三方的博弈,目的是对唐文 化遗产的一种合法性继承,也是对中华秩序的再次 重组。如果认为斯时中华的空间缩小至仅“宋”一 隅,可以说是对周以来中华以文化不以血族理论的 一种背弃。急速中华化的女真金朝,自认为是真正 的中国即唐和北宋传统的维护者。[10]但居于江南的 南宋与平安时代的日本对此都表达了强烈的异议。 所以,蒙古时代来临前的东亚存在着强烈的对“中 华”秩序的争夺与宣示。蒙古帝国( Yeqe Mongγol Ulus) 的形态,最初是骑马民族以军事征服而非中华 德化样式形成的欧亚政治共同体。但其在东亚区 域则主要继承了中华样态的政治文化遗产。“元” ( dai - on Yeqe Mongγol Ulus) 即是在这一文化延长 线上建立起来的巨大帝国。统合了整个东亚,并作 为欧亚四大汗国的宗主,元时代使中华在空间上兼 有了一个世界性的面向。“世界的世界化”与“中国 的扩大化”,即从“小中国”往“大中国”的变化,是从 蒙古时代开始的。[11]大都成为明清两代的都城,正 是蒙元时代的政治延续。明的中华,在上层建筑方 面背负了浓厚的蒙元遗产,对洪武、永乐、宣德时期 的外向型扩张政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在永乐帝 看来,塑造中华世界的天子形象和确立有序的国际 秩序是他的终极愿望。[12]一个承自蒙元,多民族复 合型帝国面向的大明体制在永乐时期建立。清的 入关,是多重身份的最终统合。从顺治帝强调的 “满汉一家”,到雍正帝提倡的“华夷一家”,进而乾 隆帝提出的“中外一家”。一个五族共和下“皇清中 华”的概念提出。[12] 促使一个清晰、明确的“大中 华”空间结构得以出现。特别是乾隆时期对准噶尔 地区的征服,标志着自班超时代以来中国的亚洲政 策的最终实现。[13]同时,也奠定了现今中国版图的 地域基础。

自周时代诞生于河洛的中华概念起,其在远东 地理空间上的分合演进,不断有新的文化和族群主 动或被动加入其中,使中华的核心和秩序不断被移 动和重组,最终形成了一个空前扩大化的文化共同 体。需明确: 古代欧亚大陆并不存在“主权国家”与 “边界”。正因如此,文化方能畅行于其间。在没有 边界的时代,“中华”与“异域”,“中心”与“边缘”不 断地融合,并依托不断扩大的中华,产生无远弗届 的文化繁荣。射艺的产生与发展,正是基于这个不 断嬗变的空间进行的。射艺的研究须体现文化多 元化的皴染,而以今释古,囹圄于“国家”“民族”“国 别史”的射艺研究,未必是一个好图景。

2. 2 中华射艺: 自我与域内他者双重创造的文化 遗产

峙峪石镞的发现,将我国使用弓箭的历史上溯 到两万八千年前。但我国使用弓箭的历史远比峙 峪文化期久远。使用燧石制作锋利的石镞须经过 烘烤、打制等几道工序,将它安装在箭杆上须掌握 箭端的开槽与固定,峙峪石镞隐喻了一连串有意识 的复杂行为,必是经历了制作技术的革新。箭的最 初形态,一定是用最简单的一根木头削成的,即《易 ·系辞下》所谓: “弦木为弧,剡木为矢”。

商中晚期,商人在制作祭祀用具的技术上得到 了空前发展。另一方面,迁都于“殷”使商王朝远离 了先前的水患。综合二者,加速了“猎消农长”的趋 势,使商人逐渐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鬼神崇 拜中走出,开启了对自身价值的重新审视。多数学 者认为,商的田猎虽包含一些赏赐分封的苗头,但 并不具备规范化的“礼”。事实并非如此,当“巫”的 神性逐渐被审视于人的“自性”,逐渐脱离宗教权威 支撑而用来体现贵族子弟矢射技能高下的射礼产 生了。[14]据《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最新的研究成 果: 商射礼形态完备,对竞技模式、活动地点等都赋 予了严格的要求。甚至规定了参与不同的射礼样 态所使用的“迟彝弓”“恒弓”“疾弓”。[15]晚商射礼 的形成堪称我国射箭史上第一次重大飞跃。其重 要意义在于: 以射为媒,人文的力量被不断开启,极 大地促进了黄河流域的文化自觉。它赋予了弓箭 元功能之外的价值,使弓箭突破了“射杀”的桎梏, 完成了从“射箭”到“射艺”的升华。继承了商代遗 产的周,以分封诸侯、确立礼制的形式明确了以洛 阳为中心的天下观,使起源于晚商的射礼进一步等 级化与仪式化,形成了一套以“大射、宾射、燕射、乡 射”为指南的周天子养诸侯之法,[16]用以规范居于 京畿之地的天子对“五服”内姬氏诸侯、外姓诸侯、 蛮夷君主、戎狄君主的文化秩序,强化他们对中华 的归建。当天子的权威陷于疲敝,其分封都邑在战 国时代被重组为具有强烈独立意识的“七雄”。居 于“侯服”与“绥服”的诸侯君长在强化权力的同时, 开始了不唯血缘论的新型中华秩序构建。赵武灵王开启的“胡服骑射”,以不拘成例的态度阐释了华 夷之间的秩序并非欺凌式的认知,开创了我国从 “战车时代”向“骑兵时代”的转变。中华世界从前 无迹可寻的“骑术”也由此成为一种新的风尚,为日 后赛马、马球等竞技的开展提供了可能,也为后来 的武科取士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军事体育考评科目。 “胡服骑射”开启了我国射箭史上的第二次飞跃, 即: 为日后射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海纳百川的价值 取向。

基于“皇帝”作为唯一的权威统御宇内,扩大 “中华”的施政理想。秦汉时期射艺的发展呈现出 两个明显的态势: 首先,为服务汉匈战争而进一步 在军事训练体系中强化的骑射。即“民俗修习战 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 《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 赞》) ”的精神面貌。其次,借由域外对中华世界的 归附,使高度文明化的射艺沿着张骞凿空的“丝绸 之路”远播西域。在大致与汉同期的且末扎滚鲁克 一号 墓、民 丰 尼 雅 遗 址 95 MNIM8、95 MNIM1、95 MNIM4 等西域贵族墓地,考古人员均发现了“一弓 四矢”式的陪葬现象,[17]对应了《后汉书·礼仪志》 中“彤矢四,轩輖中,亦短卫。彤矢四,骨短卫,彤弓 一”的丧葬礼制。配四矢的“彤弓”,是周天子赏赐 诸侯的礼器。《荀子·大略》有“天子雕弓,诸侯彤 弓,大夫黑弓,礼也。”大量西域贵族墓葬中合乎中 华礼制的弓矢陪葬情况,有力地印证了因扩大的中 华而肇始的射艺远播。骑马民族的非朝贡性加入, 使南北朝时期“中华”的空间秩序被不断强行重组, 促进了射艺在内容上的多元表达。以洛阳为中心 的北朝中华,骑马民族一方面保持着精骑善射的古 老传统。有“幽并重骑射,少年好驱逐。( 《拟古诗 ·鲍照》) ”的豪迈。另一方面,随着中华化的加深, 周以来的射礼与讲武制度为他们所接受。如慕容 前燕“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生者号高门生,立东庠 於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 《晋 书·慕容皝载记》) ”孝文帝以来,北魏开始仿效中 原礼制进行大射礼。随后的北周皇室更喜大射礼, 如宇文邕“集诸军都督以上五十人与道会苑大射, 帝亲 临 射 堂,大 备 军 容。( 《北 史 · 北 周 武 帝 本 纪》) ”以建康为中心的南朝中华,因承袭了魏晋的 玄学与东吴以来对江南的开发,一种带有雅致之风 的“六朝文化”盛兴,使南朝的中华在文化上超越了 北方的异民族王朝。[18]当秀谷清风的六朝文化与射 艺相结合,严肃的礼射此时不被过多关注,带有享 乐主义与游戏气息的“投壶”与“弹弓”成为贵族门 第间最受欢迎的娱乐。射艺中开始大量融入娱乐 化、游戏化的元素,确切的说应该是南朝的中华开 启的。

出身于北朝系统的隋唐,结束了 4 - 6 世纪以来 的南北分立,并通过军事、和亲、羁縻、册封等形式 再创了空前扩大化的中华空间,促进了隋唐时期射 艺的空前繁荣。首先,对东、西突厥和粟特地区的 威服,使中断已久的“丝绸之路”再次贯通。来自西 域的箭 囊“胡 禄”; [19] 产自花剌子模与室韦的角 弓; [20]甚至源于波斯的弓袋“豹韬”[21]成为隋唐时 期狩猎游艺、军事训练的重要武备,为射艺的发展 注入了巨大的物质文明。其次,武周时期首创武 举,将骑射与步射明确作为官办武学考试中的重要 一环,促进了武射系统的精炼化、规范化与学术化。 雄伟的中华国际性帝国,开启了我国射箭史上的第 三次飞跃。即一个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双重丰富的 射艺形态的形成。而以争夺对唐文化遗产合法继 承为背景,强烈的民族自觉成为宋辽金时期射艺发 展的主旋律,并由此开启了射艺“非一元中心”的自 我宣示时代。在宋辽南北中华的博弈中,双方逐步 产生了“边界”的概念。澶渊之盟后,居于宋辽边界 的雄州、容城等地,出现了须同时承担宋辽双方征 税义务的“两属户”。因属战略要冲,故双方都注重 “两属户”地区人心的争取,反而造成了一种宽松的 政治环境,使此地居民能够突破两面政令的壁垒, 自发性地组织各种结社,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以团 练射箭自保为纽带的“弓箭社”。庆历时期,“弓箭 社”开始被宋廷招募为民兵。[22]民族自觉的开启,使 北方中华的辽、金不再照搬汉人的射礼,而是参照 中华礼制对游牧民旧有的蹀林之俗进行改造,产生 了高度仪式化的射柳。据《辽史·礼制》,射柳之前 首先要祭祀先帝,“皇帝致奠于先帝御容”。射柳的 过程遵照严格的等级秩序,即“皇帝再射,亲王、宰 执以次各一射”。关于锦标机制,有“中柳者质志柳 者冠服,不中者以冠服质之。不胜者进饮于胜者, 然后各归其冠服。”待整个仪式结束后,皇帝对参与 人员依爵位进行封赏,“皇族、国舅、群臣与礼者,赐 物有差。”金的射柳,将汉人的传统节日端午节、重 阳节与之绑定,使其发展成为一种盛大的节庆体育 活动。即“甲戌拜天射柳。故事五月五日、七月十 五日、九月九日拜天射柳岁以为常。( 《金史·太祖 本记》) ”世宗时期重申了此传统: “以重五幸广乐园 射柳,皇太子亲王百官皆射,胜者赐物有差,上复御 常武殿赐宴击球,自是岁以为常。( 《金史·世宗 纪》) ”将游牧民的射柳与汉人的节庆相结合,金廷 此举意在宣示一个统合了南北中华诸要素的中华 世界共主的存在。

居于中华世界的“元”一方面是跨国性世界联邦蒙古帝国之宗主,另一方面又是暌违已久的统一 的中华政权之二重性,毫无疑问构成了通观元代射 艺的基础。[8]元的射艺,蒙古人精骑善射的传统自 不必说。本文关注的是: 在“中华”与“世界”的联动 中,在武备系统上融入的人类科技文明的优秀成 果。蒙古西征期间,曾有意识地将撒马尔罕、呼罗 珊、加兹尼等地的能工巧匠带回东亚服务于军 工。[13]东波斯的长梢角弓、安纳托利亚的小梢角弓, 自 13 世纪中期开始大规模地复刻于中华世界。至 元 10 年,忽必烈又从波斯伊尔汗国引进了巨型弹射 器“曼扎尼克( manjaniq) ”,即汉文献称之为“回回 炮”的攻城器械。[23]元时代盛况超前的欧亚射武备 交流影响深远,《武备志》中所载明军“方其弰,长其 隈,高其弣,薄其敝”的通用弓,与同时期出现在奥 斯曼帝国、克里米亚汗国、李氏朝鲜的弓箭形制几 无二致,被国内外射文化研习者统称为“小 梢 系 统”。开启元明时代的欧亚射武备比较学研究具有 非常的意义。以射为媒,我们得以统览一个延续的 中华,一个交互的欧亚世界。随着国力的衰退,永 宣时期积极的世界性中华也随之转捩为与倭寇、草 原世界的双重纠葛。然而,这样的状况却促进了明 代中后期射艺的学术自觉。戚继光《纪效新书·射 法篇》、茅元仪《武备志·射论》、王鸣鹤《登坛必究 ·射论》详细阐明了武射系统中的诸要素。晚明雅 士高颖所著《武经射学正宗》,不但对有关射艺的各 种知识体系都进行了深度的学术性梳理,还创造性 地建构出一种被称作“尺蠖式”的技术流派,促进了 射艺技术风格的多样化。因此,中华空间的“外向 型”与“内向型”两种面向,构成了统览明代射艺的 基点。“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以农隙以讲事 也。( 《左传·隐公五年》) ”作为“国语骑射”的最 终载体,由满蒙贵族长期共同参与的“木兰秋狝”以 周代中华“秋狝”制度为蓝本,以满蒙共通的语言为 纽带,以草原民族共有的技能骑射为媒介,有效巩 固了“满蒙同盟”的情感基础。正如康雍乾三代帝 王将兴科举、修明史、祭明孝、编巨著等同修文教作 为“中华皇帝”身份的表达,国语骑射制度旨在宣示 君主对草原世界“大汗”身份的重视。[24]有清一代 史无前例地统一射武备,将“长梢加弦垫”样式的角 弓作为不得随意更改的制式装备。“不如式制造, 或被人首告,或兵部查出,所造之物入官,匠役从重 议处。”[25]将南与北、文与武、治与化互为一体,清代 的射艺是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的中华世界以“射” 媒的强力宣示。

截止到晚清,东亚世界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 华”式天下观被强行地整编进了“民族国家”的国际 准则,一个长期彰示“允执厥中”的古老帝国被动式 地硬塞进了“无处非中”的近代世界。面对诸如“民 族”“边界”“国家”等一系列新观念的文化冲击,固 有的价值观遭到了“欧洲中心主义”颠覆式地冲撞, 直至在政治、军事、科技、思想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也正是这一时期,射艺逐渐淡出了历史的舞 台。鲜有对于传统射箭的学术研究,或囹圄于以 “民族国家”为背景的论述单位,或裨贩西洋体育研 究方法,使这一古老的文化遗产失语于一个信达雅 的主体性宣誓。

3 “所以是”: 一个有关“中华射艺”挈领概 念的最终建构

综上所述,弓箭起源于先民适应自然的能动性 过程,本是一种荒蛮的猎杀工具。随着文明的不断 进步,人类社会的现实需要也日趋多元化,肇始于 荒蛮原点上的弓箭也随之凸显出不同的价值关怀。 就我国的射箭史而言,它始终没有一个恒定的演进 形态,不可预估性与多样性始终伴其左右。究其原 因,正是我们的研究对象超越了今天民族国家的政 治边界与论述单元。不断嬗变的中华空间,使古人 的价值观念始终处于一个不断变化、发展、升华的 过程,形成了灿烂的“中华射艺”。

概念的建构深度勾连着哲学本体论范畴,是对 事物本真存在提纲挈领的总结。正如毛泽东所说: “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 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住了事物 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在联系。”[26]统揽不 同历史时期的射艺,虽有不同的特征,表现出强烈 的时代性和目的性。[27]然经过梳理我们亦能够找到 某些规律性的内在联系。首先,狩猎与军戎之射构 成了中华射艺之武射系统。礼射与娱乐之射则构 成了中华射艺之文射系统。其次,无论是文射还是 武射,准确击中目标都是其最本质的属性,这是射 因何为射的基本规律。再次,中华射艺的形成与发 展具有鲜明的交融性特征。这种交融性不但来自 于东亚中华文化圈内部,也来自于对其他文化圈优 秀成果的吸收。最后,不断地融合与发展,极大地 丰富了中华射艺的文化内涵,最终使中华射艺产生 了“文与武”“技与艺”“教与学”“工与明”等多重价 值属性。这一切都基于中华文明“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包容性。因此,本研究将“中华射艺”的概 念界定为: “形成于中华文化圈,以弓、箭以及相关 器物为媒,准确击中目标为本质属性,文射和武射 为表现形式,跨地域交融为主要特点,兼具多种价 值属性并始终处在变化发展中的宝贵文化遗产。”

4 结语

传统射箭的复杂性,给了学界“横看成岭侧成 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多维视角,但学术研究的前 提须突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 限。通过统合性称谓“中华射艺”的提出,使今后传 统射箭领域的研究师出有名; 通过对“中华射艺”形 成与发展过程的爬梳,呈现了射何以称“艺”的立体 形象; 通过对“中华射艺”挈领概念的最终建构,完 成了向其纵深本体论的拷问。俗话说,持之有故, 言之成理。文化软实力建设与中华民族文化共同 体建设日益套嵌与联动,“一带一路”倡议在古老的 “丝绸之路”上再次发起均展示了中华自信。本研 究似乎拙见了一个以射为媒,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 所在,即: “有的放矢,射以观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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