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 8 月 7 日，中国射箭协会传统弓分会的 成立，有力地促进了传统射箭的复兴。随着越来越 多的人群参与到传统射箭活动中，社会上兴起了所 谓“传统射箭热”，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近几 年，有关传统射箭的学术成果明显增多，学者们从 文化、教育、哲学等维度分别进行了深度的探讨。 但梳理文献的过程中，笔者也关切到一个重要的问 题: 首先，由于传统射箭价值的多元性、演进的复杂 性，使人们很难从根本上厘清其“最终本性”; 该领 域的研究似乎早已习惯了从主体的外延，即价值与 功能等面向向外推进，却忽视了向纵深的“本体论” 拷问。简言之，学者们只是陈陈相因“传统射箭可 以干什么”的价值问题，却回避了“传统射箭到底是 什么”的本质问题。其次，对于当下复兴的，被冠以 或“传统射箭”、或“中国传统射箭”、或“射艺”、或 “民族弓”、或“民族射箭”的事物。它究竟该被统合 进怎样一种称谓? 是怎样形成与演变的? 概念又 是什么? 面对上述问题，现有的研究明显处于一种 学术的失语。本文观点: 回归逻辑起点，开展本源 性研究非常有必要。找到相对严谨的统合性称谓 “叫什么”; 梳理事物发展的动态认知“因何是”; 构 建一个提纲挈领的概念阐释“所以是”，是一项刻不 容缓的课题。

1 “叫什么”: “中华射艺”，一个统合性称谓 的提出

通常的范式，即从历史的时间维度中遴选射之 单一样态的研究虽未曾不可。但随着范式的固化， 传统射箭的立体形象却遭到了无意地肢解。一般 的因果解释不能满足对“意义”的理解。［1］换句话 说，在时间维度外，空间维度的研究亦尤为重要。 正是无数个特定历史空间产生了诸如“射礼”“胡服 骑射”“弹弓投壶”“胡禄豹韬”“弓箭社”“射柳”“国 语骑射”“木兰秋狝”的文化缘起。传统射箭领域的 研究亟待一种“带入式”的复归。即: 返还到大历史 背景中，将时间与空间两个历史向度加以归结，探 索传统射箭之本来面目。对能够承载我国传统射 箭所属历史空间的辞藻，如“中国”“中华”“华夏” 等。本文认为“中华”的意蕴更为严谨，这是由指代 “中华”的历史空间其动态嬗变过程决定的。而对冠以或“传 统 射 箭”、或“中 国 传 统 射 箭”、或“射 艺”、或“民族弓”、或“民族射箭”的事物，本文认为 “射艺”的称谓更为贴切。一方面，这是周时代将 “射”统合于“六艺”的宝贵历史遗产。其次，是由射 文化的立体形象及其形成过程决定的。由此构成 本文的研究对象，即“中华射艺”。

2 “因何是”: 基于“中华”与“射艺”的套嵌、 互结与联动

2． 1 中华: 自我与域内他者双重认同的文化空间

与近代以来形成的“主权”“边界”与“民族国 家”的概念不同。在东亚区域内形成的“中华”及其 世界，是经由漫长的发展，逐渐形成的自我与域内 他者双重认同的社会文明概念。非特指某个区域、 政治群组或民族。

公元前 11 世纪，黄河流域诞生了以洛阳及其周 边都邑为中心的周的文明。在与周边诸地域的交 流中，使周在制度、文化尤其文字系统的先进性上 得以自我确认，开始出现“华夏”“中国”“中州”“中 华”等自我标识的文明概念。其实，在更早的殷商 时代，就以东西南北方位来建构世界，自己居中作 为四方的统治者。西周继承这个传统，以周王朝为 中心，周围封建诸侯，形成周的天下。［2］“他们想象， 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也是文明的中心。 大地仿佛一个棋盘一样，或者像一个回字形，四边 由中心向外不断延伸。”［3］由此，周构建了一种以对 自身文化的慕化程度为衡量的天下观，即《尚书· 禹贡》的五服图说( 图 1) 。其中表达“甸服”“侯服” “绥服”皆是最慕化天子的区域，称为“中华”。而第 四层“要服”，即蛮夷地区的君主须对天子履行对一 年一度的“岁贡”。最外沿的“荒服”，在天子更迭的 时候须朝贡中原，即“终王”。有“甸服者祭，侯服者 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终王。日祭、月祀、 时享，岁贡，夫是之谓视形势而制械用，称远近而等 贡献，是王者之制也。( 《荀子·正论》) ”以周文明 为肇始的华夷秩序，主要是通过夷狄对中华的向慕 以及中华对夷狄的德化来确认和完成，这是“中华” 思想形成中的重要过程。

中华与夷狄的关系，并非征服者与被征服的关 系，而是一种德化感召与慕化朝贡的对应关系。中 华与夷狄的差异性不是永恒不变的，改变其差异性 的方式也并非以武力为主。随着四夷对中华文化 的慕化不断加深，原化外之地的人民皆可转为中华 子民，其空间亦可转为“中华”。反之，若中华子民 无道失礼，则与蛮夷无异。在“中华”不断扩大化的 过程中，孔子为其补充了重要的文化原理，为其后 东亚文明秩序的运行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论语 ·八佾》: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中，孔子 强调华夷之别的关键，不是以种族或血统为区分标 准，而是文化礼仪作为度量。又在《论语·颜渊》中 为夷的“中华化”提出了理论依据即: “能此疏恶而 友贤，则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四海之内，九州之 人，皆可以礼亲之为兄弟也。”此外，中华世界固有 的空间秩序也随着历史发展产生了嬗变。尤其是， 居于“侯服”“绥服”的诸侯君长权力经由春秋战国 时期的大重组，特别是战国时期带有强烈王权意识 的争霸局面的形成，肇始了新的中华秩序构建。

皇帝制度的确立，使周时代仅代表“德化”的天 子转变为兼具“德化”“专制”二元复合身份的皇帝。 其对内以皇权形式加强对所属郡县的行政统治; 对 外则产生了“羁縻”“册封”“和亲”等形式获取域外 区域，即匈奴、西域诸国、百越、西南夷、朝鲜半岛及 倭( ヤマト) 对“中华”的归附。秦汉至明清中华空 间的嬗变，往往根植于华夷族群之间的体系性军力 对抗与分合消长。［4 － 5］南北朝时期，骑马民族非朝贡 性地强行加入，以模仿中华体制开启了“汉人与胡 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6］与 是否属于中华“不是根据种族和血统，而是根据文 化”［2］的评价。在以洛阳为中心的北朝中华和以建 康为中心的南朝中华的对立中，中华的空间与秩序 不断被强行重组，给这个时代的东亚诸国高句丽、 新罗、百济和倭在朝贡归附上增加了选择的可能， 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自我意识的觉醒。随后 皇族出身、政权结构都作为北朝系统延长线上的隋 唐，对周、汉乃至骑马民族的渗透型王朝进行了重 新的统合与诠释，彻底形成了新的中华空间。即: “具体来说就是以九州 = 中国为基本领域且有时也 可以包含异民族支配在内的政治社会。”［7］唐的帝 权既是中华世界的“皇帝”，又兼具北亚草原民族的“天可汗”。如若考虑到公元 7 世纪中叶安西大都 督府的建立，唐的中华世界可以说形成了一个兼具 北亚，甚至中亚的巨大共同体。［8］这也是陈寅恪所 提到的: “李唐一族之所有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 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 启，扩大恢弘，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6］

唐时代空前扩大的中华世界成为了其后东亚 各古典主义国家的文化母胎。契丹部模仿中华体 制建立辽朝，标志着唐以来的中华世界经历了强劲 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之后，东亚诸族民族自觉意 识的开启。［9］宋、辽、金三方的博弈，目的是对唐文 化遗产的一种合法性继承，也是对中华秩序的再次 重组。如果认为斯时中华的空间缩小至仅“宋”一 隅，可以说是对周以来中华以文化不以血族理论的 一种背弃。急速中华化的女真金朝，自认为是真正 的中国即唐和北宋传统的维护者。［10］但居于江南的 南宋与平安时代的日本对此都表达了强烈的异议。 所以，蒙古时代来临前的东亚存在着强烈的对“中 华”秩序的争夺与宣示。蒙古帝国( Yeqe Mongγol Ulus) 的形态，最初是骑马民族以军事征服而非中华 德化样式形成的欧亚政治共同体。但其在东亚区 域则主要继承了中华样态的政治文化遗产。“元” ( dai － on Yeqe Mongγol Ulus) 即是在这一文化延长 线上建立起来的巨大帝国。统合了整个东亚，并作 为欧亚四大汗国的宗主，元时代使中华在空间上兼 有了一个世界性的面向。“世界的世界化”与“中国 的扩大化”，即从“小中国”往“大中国”的变化，是从 蒙古时代开始的。［11］大都成为明清两代的都城，正 是蒙元时代的政治延续。明的中华，在上层建筑方 面背负了浓厚的蒙元遗产，对洪武、永乐、宣德时期 的外向型扩张政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在永乐帝 看来，塑造中华世界的天子形象和确立有序的国际 秩序是他的终极愿望。［12］一个承自蒙元，多民族复 合型帝国面向的大明体制在永乐时期建立。清的 入关，是多重身份的最终统合。从顺治帝强调的 “满汉一家”，到雍正帝提倡的“华夷一家”，进而乾 隆帝提出的“中外一家”。一个五族共和下“皇清中 华”的概念提出。［12］ 促使一个清晰、明确的“大中 华”空间结构得以出现。特别是乾隆时期对准噶尔 地区的征服，标志着自班超时代以来中国的亚洲政 策的最终实现。［13］同时，也奠定了现今中国版图的 地域基础。

自周时代诞生于河洛的中华概念起，其在远东 地理空间上的分合演进，不断有新的文化和族群主 动或被动加入其中，使中华的核心和秩序不断被移 动和重组，最终形成了一个空前扩大化的文化共同 体。需明确: 古代欧亚大陆并不存在“主权国家”与 “边界”。正因如此，文化方能畅行于其间。在没有 边界的时代，“中华”与“异域”，“中心”与“边缘”不 断地融合，并依托不断扩大的中华，产生无远弗届 的文化繁荣。射艺的产生与发展，正是基于这个不 断嬗变的空间进行的。射艺的研究须体现文化多 元化的皴染，而以今释古，囹圄于“国家”“民族”“国 别史”的射艺研究，未必是一个好图景。

2． 2 中华射艺: 自我与域内他者双重创造的文化 遗产

峙峪石镞的发现，将我国使用弓箭的历史上溯 到两万八千年前。但我国使用弓箭的历史远比峙 峪文化期久远。使用燧石制作锋利的石镞须经过 烘烤、打制等几道工序，将它安装在箭杆上须掌握 箭端的开槽与固定，峙峪石镞隐喻了一连串有意识 的复杂行为，必是经历了制作技术的革新。箭的最 初形态，一定是用最简单的一根木头削成的，即《易 ·系辞下》所谓: “弦木为弧，剡木为矢”。

商中晚期，商人在制作祭祀用具的技术上得到 了空前发展。另一方面，迁都于“殷”使商王朝远离 了先前的水患。综合二者，加速了“猎消农长”的趋 势，使商人逐渐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鬼神崇 拜中走出，开启了对自身价值的重新审视。多数学 者认为，商的田猎虽包含一些赏赐分封的苗头，但 并不具备规范化的“礼”。事实并非如此，当“巫”的 神性逐渐被审视于人的“自性”，逐渐脱离宗教权威 支撑而用来体现贵族子弟矢射技能高下的射礼产 生了。［14］据《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最新的研究成 果: 商射礼形态完备，对竞技模式、活动地点等都赋 予了严格的要求。甚至规定了参与不同的射礼样 态所使用的“迟彝弓”“恒弓”“疾弓”。［15］晚商射礼 的形成堪称我国射箭史上第一次重大飞跃。其重 要意义在于: 以射为媒，人文的力量被不断开启，极 大地促进了黄河流域的文化自觉。它赋予了弓箭 元功能之外的价值，使弓箭突破了“射杀”的桎梏， 完成了从“射箭”到“射艺”的升华。继承了商代遗 产的周，以分封诸侯、确立礼制的形式明确了以洛 阳为中心的天下观，使起源于晚商的射礼进一步等 级化与仪式化，形成了一套以“大射、宾射、燕射、乡 射”为指南的周天子养诸侯之法，［16］用以规范居于 京畿之地的天子对“五服”内姬氏诸侯、外姓诸侯、 蛮夷君主、戎狄君主的文化秩序，强化他们对中华 的归建。当天子的权威陷于疲敝，其分封都邑在战 国时代被重组为具有强烈独立意识的“七雄”。居 于“侯服”与“绥服”的诸侯君长在强化权力的同时， 开始了不唯血缘论的新型中华秩序构建。赵武灵王开启的“胡服骑射”，以不拘成例的态度阐释了华 夷之间的秩序并非欺凌式的认知，开创了我国从 “战车时代”向“骑兵时代”的转变。中华世界从前 无迹可寻的“骑术”也由此成为一种新的风尚，为日 后赛马、马球等竞技的开展提供了可能，也为后来 的武科取士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军事体育考评科目。 “胡服骑射”开启了我国射箭史上的第二次飞跃， 即: 为日后射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海纳百川的价值 取向。

基于“皇帝”作为唯一的权威统御宇内，扩大 “中华”的施政理想。秦汉时期射艺的发展呈现出 两个明显的态势: 首先，为服务汉匈战争而进一步 在军事训练体系中强化的骑射。即“民俗修习战 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 《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 赞》) ”的精神面貌。其次，借由域外对中华世界的 归附，使高度文明化的射艺沿着张骞凿空的“丝绸 之路”远播西域。在大致与汉同期的且末扎滚鲁克 一号 墓、民 丰 尼 雅 遗 址 95 MNIM8、95 MNIM1、95 MNIM4 等西域贵族墓地，考古人员均发现了“一弓 四矢”式的陪葬现象，［17］对应了《后汉书·礼仪志》 中“彤矢四，轩輖中，亦短卫。彤矢四，骨短卫，彤弓 一”的丧葬礼制。配四矢的“彤弓”，是周天子赏赐 诸侯的礼器。《荀子·大略》有“天子雕弓，诸侯彤 弓，大夫黑弓，礼也。”大量西域贵族墓葬中合乎中 华礼制的弓矢陪葬情况，有力地印证了因扩大的中 华而肇始的射艺远播。骑马民族的非朝贡性加入， 使南北朝时期“中华”的空间秩序被不断强行重组， 促进了射艺在内容上的多元表达。以洛阳为中心 的北朝中华，骑马民族一方面保持着精骑善射的古 老传统。有“幽并重骑射，少年好驱逐。( 《拟古诗 ·鲍照》) ”的豪迈。另一方面，随着中华化的加深， 周以来的射礼与讲武制度为他们所接受。如慕容 前燕“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生者号高门生，立东庠 於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 《晋 书·慕容皝载记》) ”孝文帝以来，北魏开始仿效中 原礼制进行大射礼。随后的北周皇室更喜大射礼， 如宇文邕“集诸军都督以上五十人与道会苑大射， 帝亲 临 射 堂，大 备 军 容。( 《北 史 · 北 周 武 帝 本 纪》) ”以建康为中心的南朝中华，因承袭了魏晋的 玄学与东吴以来对江南的开发，一种带有雅致之风 的“六朝文化”盛兴，使南朝的中华在文化上超越了 北方的异民族王朝。［18］当秀谷清风的六朝文化与射 艺相结合，严肃的礼射此时不被过多关注，带有享 乐主义与游戏气息的“投壶”与“弹弓”成为贵族门 第间最受欢迎的娱乐。射艺中开始大量融入娱乐 化、游戏化的元素，确切的说应该是南朝的中华开 启的。

出身于北朝系统的隋唐，结束了 4 － 6 世纪以来 的南北分立，并通过军事、和亲、羁縻、册封等形式 再创了空前扩大化的中华空间，促进了隋唐时期射 艺的空前繁荣。首先，对东、西突厥和粟特地区的 威服，使中断已久的“丝绸之路”再次贯通。来自西 域的箭 囊“胡 禄”; ［19］ 产自花剌子模与室韦的角 弓; ［20］甚至源于波斯的弓袋“豹韬”［21］成为隋唐时 期狩猎游艺、军事训练的重要武备，为射艺的发展 注入了巨大的物质文明。其次，武周时期首创武 举，将骑射与步射明确作为官办武学考试中的重要 一环，促进了武射系统的精炼化、规范化与学术化。 雄伟的中华国际性帝国，开启了我国射箭史上的第 三次飞跃。即一个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双重丰富的 射艺形态的形成。而以争夺对唐文化遗产合法继 承为背景，强烈的民族自觉成为宋辽金时期射艺发 展的主旋律，并由此开启了射艺“非一元中心”的自 我宣示时代。在宋辽南北中华的博弈中，双方逐步 产生了“边界”的概念。澶渊之盟后，居于宋辽边界 的雄州、容城等地，出现了须同时承担宋辽双方征 税义务的“两属户”。因属战略要冲，故双方都注重 “两属户”地区人心的争取，反而造成了一种宽松的 政治环境，使此地居民能够突破两面政令的壁垒， 自发性地组织各种结社，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以团 练射箭自保为纽带的“弓箭社”。庆历时期，“弓箭 社”开始被宋廷招募为民兵。［22］民族自觉的开启，使 北方中华的辽、金不再照搬汉人的射礼，而是参照 中华礼制对游牧民旧有的蹀林之俗进行改造，产生 了高度仪式化的射柳。据《辽史·礼制》，射柳之前 首先要祭祀先帝，“皇帝致奠于先帝御容”。射柳的 过程遵照严格的等级秩序，即“皇帝再射，亲王、宰 执以次各一射”。关于锦标机制，有“中柳者质志柳 者冠服，不中者以冠服质之。不胜者进饮于胜者， 然后各归其冠服。”待整个仪式结束后，皇帝对参与 人员依爵位进行封赏，“皇族、国舅、群臣与礼者，赐 物有差。”金的射柳，将汉人的传统节日端午节、重 阳节与之绑定，使其发展成为一种盛大的节庆体育 活动。即“甲戌拜天射柳。故事五月五日、七月十 五日、九月九日拜天射柳岁以为常。( 《金史·太祖 本记》) ”世宗时期重申了此传统: “以重五幸广乐园 射柳，皇太子亲王百官皆射，胜者赐物有差，上复御 常武殿赐宴击球，自是岁以为常。( 《金史·世宗 纪》) ”将游牧民的射柳与汉人的节庆相结合，金廷 此举意在宣示一个统合了南北中华诸要素的中华 世界共主的存在。

居于中华世界的“元”一方面是跨国性世界联邦蒙古帝国之宗主，另一方面又是暌违已久的统一 的中华政权之二重性，毫无疑问构成了通观元代射 艺的基础。［8］元的射艺，蒙古人精骑善射的传统自 不必说。本文关注的是: 在“中华”与“世界”的联动 中，在武备系统上融入的人类科技文明的优秀成 果。蒙古西征期间，曾有意识地将撒马尔罕、呼罗 珊、加兹尼等地的能工巧匠带回东亚服务于军 工。［13］东波斯的长梢角弓、安纳托利亚的小梢角弓， 自 13 世纪中期开始大规模地复刻于中华世界。至 元 10 年，忽必烈又从波斯伊尔汗国引进了巨型弹射 器“曼扎尼克( manjaniq) ”，即汉文献称之为“回回 炮”的攻城器械。［23］元时代盛况超前的欧亚射武备 交流影响深远，《武备志》中所载明军“方其弰，长其 隈，高其弣，薄其敝”的通用弓，与同时期出现在奥 斯曼帝国、克里米亚汗国、李氏朝鲜的弓箭形制几 无二致，被国内外射文化研习者统称为“小 梢 系 统”。开启元明时代的欧亚射武备比较学研究具有 非常的意义。以射为媒，我们得以统览一个延续的 中华，一个交互的欧亚世界。随着国力的衰退，永 宣时期积极的世界性中华也随之转捩为与倭寇、草 原世界的双重纠葛。然而，这样的状况却促进了明 代中后期射艺的学术自觉。戚继光《纪效新书·射 法篇》、茅元仪《武备志·射论》、王鸣鹤《登坛必究 ·射论》详细阐明了武射系统中的诸要素。晚明雅 士高颖所著《武经射学正宗》，不但对有关射艺的各 种知识体系都进行了深度的学术性梳理，还创造性 地建构出一种被称作“尺蠖式”的技术流派，促进了 射艺技术风格的多样化。因此，中华空间的“外向 型”与“内向型”两种面向，构成了统览明代射艺的 基点。“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以农隙以讲事 也。( 《左传·隐公五年》) ”作为“国语骑射”的最 终载体，由满蒙贵族长期共同参与的“木兰秋狝”以 周代中华“秋狝”制度为蓝本，以满蒙共通的语言为 纽带，以草原民族共有的技能骑射为媒介，有效巩 固了“满蒙同盟”的情感基础。正如康雍乾三代帝 王将兴科举、修明史、祭明孝、编巨著等同修文教作 为“中华皇帝”身份的表达，国语骑射制度旨在宣示 君主对草原世界“大汗”身份的重视。［24］有清一代 史无前例地统一射武备，将“长梢加弦垫”样式的角 弓作为不得随意更改的制式装备。“不如式制造， 或被人首告，或兵部查出，所造之物入官，匠役从重 议处。”［25］将南与北、文与武、治与化互为一体，清代 的射艺是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的中华世界以“射” 媒的强力宣示。

截止到晚清，东亚世界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 华”式天下观被强行地整编进了“民族国家”的国际 准则，一个长期彰示“允执厥中”的古老帝国被动式 地硬塞进了“无处非中”的近代世界。面对诸如“民 族”“边界”“国家”等一系列新观念的文化冲击，固 有的价值观遭到了“欧洲中心主义”颠覆式地冲撞， 直至在政治、军事、科技、思想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也正是这一时期，射艺逐渐淡出了历史的舞 台。鲜有对于传统射箭的学术研究，或囹圄于以 “民族国家”为背景的论述单位，或裨贩西洋体育研 究方法，使这一古老的文化遗产失语于一个信达雅 的主体性宣誓。

3 “所以是”: 一个有关“中华射艺”挈领概 念的最终建构

综上所述，弓箭起源于先民适应自然的能动性 过程，本是一种荒蛮的猎杀工具。随着文明的不断 进步，人类社会的现实需要也日趋多元化，肇始于 荒蛮原点上的弓箭也随之凸显出不同的价值关怀。 就我国的射箭史而言，它始终没有一个恒定的演进 形态，不可预估性与多样性始终伴其左右。究其原 因，正是我们的研究对象超越了今天民族国家的政 治边界与论述单元。不断嬗变的中华空间，使古人 的价值观念始终处于一个不断变化、发展、升华的 过程，形成了灿烂的“中华射艺”。

概念的建构深度勾连着哲学本体论范畴，是对 事物本真存在提纲挈领的总结。正如毛泽东所说: “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 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住了事物 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在联系。”［26］统揽不 同历史时期的射艺，虽有不同的特征，表现出强烈 的时代性和目的性。［27］然经过梳理我们亦能够找到 某些规律性的内在联系。首先，狩猎与军戎之射构 成了中华射艺之武射系统。礼射与娱乐之射则构 成了中华射艺之文射系统。其次，无论是文射还是 武射，准确击中目标都是其最本质的属性，这是射 因何为射的基本规律。再次，中华射艺的形成与发 展具有鲜明的交融性特征。这种交融性不但来自 于东亚中华文化圈内部，也来自于对其他文化圈优 秀成果的吸收。最后，不断地融合与发展，极大地 丰富了中华射艺的文化内涵，最终使中华射艺产生 了“文与武”“技与艺”“教与学”“工与明”等多重价 值属性。这一切都基于中华文明“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包容性。因此，本研究将“中华射艺”的概 念界定为: “形成于中华文化圈，以弓、箭以及相关 器物为媒，准确击中目标为本质属性，文射和武射 为表现形式，跨地域交融为主要特点，兼具多种价 值属性并始终处在变化发展中的宝贵文化遗产。”

4 结语

传统射箭的复杂性，给了学界“横看成岭侧成 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多维视角，但学术研究的前 提须突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 限。通过统合性称谓“中华射艺”的提出，使今后传 统射箭领域的研究师出有名; 通过对“中华射艺”形 成与发展过程的爬梳，呈现了射何以称“艺”的立体 形象; 通过对“中华射艺”挈领概念的最终建构，完 成了向其纵深本体论的拷问。俗话说，持之有故， 言之成理。文化软实力建设与中华民族文化共同 体建设日益套嵌与联动，“一带一路”倡议在古老的 “丝绸之路”上再次发起均展示了中华自信。本研 究似乎拙见了一个以射为媒，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 所在，即: “有的放矢，射以观德。”